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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7月1日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。
几年前，英国军界一些年轻军官却对此颇为不满。
他们谈论香港时，常把它同马岛联系起来，认为英国既然能从阿根廷手中夺回马岛，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办法留下香港。
这种看法，表面上是对英国政府政策的质疑，实际上却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。
马岛位于南大西洋，距离英国本土十分遥远。
英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岛的争议，牵涉早期航海发现、殖民据点、人员迁徙以及西班牙殖民体系瓦解后的主权承接，历史纠葛相当复杂。
1982年4月，阿根廷军队登陆马岛，英阿战争由此爆发。
英国随后调集海空力量远赴南大西洋作战。
经过数周交锋，阿根廷军队于6月14日投降，英国重新控制马岛。
战争的胜利，使英国国内的民族情绪迅速高涨，也让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声望达到高点。
香港问题却不是这样。
香港岛在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中被割让给英国；
九龙界限街以南地区，依据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被割让；
1898年，英国又通过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租借新界，租期为九十九年，至1997年届满。
这几份文件产生于清政府战败之后，背后都有武力胁迫因素。
尤其是香港岛和九龙的割让，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平等国家之间自愿达成的正常协议。
中国政府长期坚持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，香港回归因此具有明确的历史和法理背景。
有意思的是，英国社会当时并非没人明白这个道理。
真正的问题在于，部分军人仍沉浸在旧日帝国的思维中。
他们把香港看成英国势力和财富的象征，又把马岛战争的经验直接套用过来，仿佛只要舰队出动，任何问题都能靠武力解决。
然而，地图不会因为口号改变。
马岛远离阿根廷大陆，英国可以依靠海军进行远程作战；
香港却紧邻中国大陆，北面就是深圳，陆路、物资和兵力调动都掌握在中国一侧。
两者的地理条件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
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，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4军已经进抵深圳一带。
部队距离香港很近，军事上当然具备继续推进的条件。
但中央没有选择立即攻取香港，而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环境、经济联系以及国际形势出发，决定暂时维持现状。
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主权要求。
香港当时仍是连接中国内地与外部世界的重要港口，也是获得国际信息和物资的重要窗口。
保留这一通道，有利于新中国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对外交往。
英国方面也在1950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双方关系虽有波折，却没有立即走向全面冲突。
到了1982年，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展开。
撒切尔夫人刚刚经历马岛战争胜利，访问北京时态度强硬，希望英国继续保留某种政治和经济影响。
邓小平则把问题讲得十分直接：香港属于中国，主权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能够讨论的只是具体交接方式。
据相关回忆，撒切尔夫人曾试图以条约和香港繁荣为依据，说明英国继续管理香港的必要性。
邓小平回应说：“香港问题不是能不能谈，而是中国什么时候收回、怎样收回的问题。
”这番话，实际上划定了谈判的边界。
中英双方经过多轮磋商，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《中英联合声明》，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，并在香港实行“一国两制”。
此后，香港进入过渡期，政权交接的具体安排逐步落实。
一些英国军官对结果仍感到不服，甚至拿马岛战争作比较。
一次讨论中，有英国空军将领反问他们：“你们真想留下香港，那谁去负责同解放军作战？
”会议随即安静下来。
另一名军官追问：“难道英国没有能力作战？
”将领回答：“问题不在于敢不敢，而在于战场在哪里、对手是谁、代价由谁承担。
” 这几句话并非单纯的讥讽，而是军事判断。
英国若为香港开战，面对的不是远隔重洋、国力有限的阿根廷，而是背靠大陆、拥有完整工业基础和庞大兵力的中国。
朝鲜战争已经证明，人民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。
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中国的国防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更不可同日而语。
因此，英国最终接受香港回归，并不是某位政治人物一时软弱，也不是军队缺少勇气，而是历史事实、国际法理、地理条件和力量对比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马岛可以用舰队争夺，香港却不可能靠一场远洋军事行动改变归属。
1997年7月1日零时，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结束，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。
此前那些把香港当作另一座马岛的人，终究没有能够回答那个最实际的问题：如果真的要抢，谁来面对近在咫尺的解放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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